回忆录：《孤独相伴：戈尔巴乔夫回忆录》作者：俄戈尔巴乔夫
出版：译林出版社
1929年我的父母结婚，当时父亲20岁，母亲18岁。根据家里的说法，母亲并不愿意嫁给父亲，但祖父和外祖父定了这门亲事。父亲十分喜欢母亲，一辈子爱她、她。父亲禀性宽厚，他每次出去都会给母亲带回礼物。
“人”这个词对我的祖先、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。作为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、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。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，这并不重要。斯塔夫罗波尔或库班地区的人会唱乌克兰歌曲或俄罗斯歌曲，自幼就能够轻松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，这不是巧合。
成家之后，我母亲搬到街对面我祖父安德烈的家中，家里有5个孩子。1931年3月2日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正如上文所言，我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受洗。受洗之后，我被用山羊皮包起来，抱回普利沃诺耶村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暖，而是取一个好兆头，认为这样做我就能发财。
祖父安德烈家的屋子东西排列，长长的一排，分为三个部分。最东面的第一部分是“亮屋”，这是祖父母住的地方。屋子东面的角上是一面很大、很漂亮的圣障。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手织地毯。第二部分是家庭共用部分，有一座俄罗斯炉灶（砖砌暖炉），附带有一座“小炉子”。靠墙的窗前摆放着餐桌和长凳。面包在大炉子里烘烤，其余饭菜在小炉子上烹制。孩子们在炉顶上用砖头砌成的炕上睡觉。
我父母结婚后，这个部分的屋子隔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。旁边的一间是泥屋（沾上泥土的衣服和鞋子就放在这间屋子里）。再过去就是屋子的第三部分—储藏室，存放着面粉、种子和饲料。一袋袋干面包悬挂在天花板上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喜欢到这个屋子的阁楼上待着。在这里，我发现了一个很舒适的角落，在里面打盹。一次，我发现了两个装着彩色纸头的袋子。后来才知道袋里装的是“克伦券”，即1917年由克伦斯基临时发行的纸币。这些纸币放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显然祖父以为这些钱也许还能用。这就是农民的思维习惯。屋子的第四部分是供饲养家畜所用。这里存有草料和燃料。这就是我家屋子的情况。多年之后，我的母亲对她的大孙女伊琳娜说了我出生时的情形。当感到要生的时候，母亲被移到储藏室里。他们在地上铺上草，再铺单。所以，我是在居住间和家畜间之间出生的。伊琳娜长大后回忆起这件事，说道：“听我说，爸爸，你就像那样出生的。”
“是啊，要记住。但不要告诉其他人……”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。他们的命运反映出农民在苏维埃下的命运。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，我的祖父安德烈则从奥地利前线回到家中。两家都是贫穷的农民家庭。外祖父潘捷列伊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，下面有4个弟弟妹妹。他的性格平稳，但勇于变革，先是建立了一个农民，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耕地合作社。
“苏维埃救了我们，给了我们土地。”我听到外祖父这样说过很多次。这决定了他对苏维埃的态度。当合作化开始后，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，担任农庄主任。（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