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六十四年来不断创新的作品与行动证明着“绘画不死”，传递着他的“艺术是一种鲜活、积极的爱；艺术不应该是孤立的岛屿，它是分享，它是亲密”。
作为20世纪美国第6次经济衰退时期本土第一个伟大画家艾瑞克·费舍尔，受大众文化的影响，以其画作的悲喜剧似的想象、讽喻的描述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现状。尽管他使用的是传统的架上绘画技法，但笔触的随意、色彩的流淌、明暗的强反差和画面构图颇具摄影感又似漫不经心，给人以一次性写生的感受；他的画幅较大，画意极强，颇具艺术冲击力。
美国艺术史家阿纳森（H.H.Arnason）把他和朱利安·施纳贝尔（Julian Schnabel）、大卫·萨利（DavidSalle）、罗伯特·郎格（Robert Longo）和辛迪·舍曼（Cindy Sherman）归为“新表现主义”者，一度成为被议论得最多的美国艺术家之一。
一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说，童年的记忆往往影响艺术家的创作。费舍尔所选择以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为表现题材，是与他的童年分不开的。他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白人家庭。父亲是第三代美国人，工业推销员，成功的上层中产阶级，母亲是美国人，来自圣易的一个富裕家庭，本来可以使他过上舒适的生活，但母亲是一个酗酒者，家庭都被她的酗酒所困扰。
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，不可避免地受到上的创伤。费舍尔生活具有双重现实：外部看，有修理得漂亮的草坪，整齐叠放的衣服，孩子们准时上学等等一切光鲜的外表，内部却因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又急剧波动而充满着恐惧、混乱和厌恶。费舍尔回忆中称：“你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的家庭。”这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E.F：第一次来到中国时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穿行，我的脑海中都是对中国的固有旧印象。但是一切都在改变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。当我在鲁迅美术学院时，我以为会看到更多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，但是我看到了许多前卫艺术和表现派的油画，看起来学生们好像更加关注个体表达而不是社会现实主义，那是一种对于传统的。
2011年再度到来时，我感觉当时的中国更像美国的上个世纪50年代，就是对于未来都有一个幻想。比如新出现的各种建筑，甚至人们走的方式等，我感觉这里有一种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。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觉得“世界是我们的”，对未来充满期待与兴奋，所以我们设计看起来像未来的建筑，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飞船。现在、上海的新建筑有着相同的幻想，对未来的幻想。
E.F：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很了解，大部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都是在纽约看到的。从我看过的作品来说，我喜欢刘小东、喻红、徐冰。我第一次来时策展人Karen Smith带我参观了刘小东和喻红的工作室，他们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，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回到纽约后我向我的画廊介绍了刘小东，也因此促成了他在纽约的展览。我也喜欢徐冰，他的作品很美，富有诗意。
ART BANK:80年代的纽约是当代艺术的大本营之一，艺术氛围非常活跃，1978年您搬回纽约居住对当时有什么印象？与当时相比，现在美国的艺术氛围有什么重要的变化？
E.F：80年代的美国纽约是一个艺术大爆炸的时代,汇聚起了令人惊叹的能量。在此之前，艺术界一直被美术馆、画廊、、家紧密的控制着，几乎所有人都把关注聚焦在形式主义（formalism）、极少主义（minimalism）和观念艺术（conceptual art）上，那时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纽约的艺术氛围也更加和多元，女性艺术家、黑人艺术家、拉美艺术家、同性恋艺术家都非常活跃，欧洲艺术家也开始来到纽约，艺术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。80年代初期非常的，变化的速度也非常快，充满了创意、能量、，有着很多的争论、竞争，每个人都在大声尖叫希望能被听到，那种氛围非常激动。
但就是在那时，我也一直在推动的是“绘画仍然活着”这种思想。我想用我的绘画告诉大家，你可以去画图像（imagery）来代替抽象，画图像也可以非常强大有力。现在，在整个艺术世界的版图已被很多伟大作品覆盖的情况下，8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艺术家一直无法将自己准确定位在板块中，很多年轻艺术家在重复创作。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，现在已经没有80年代初的、能量与冒险。这是过去与现在最大的不同。
ART BANK：您的绘画中有很多性与爱的内容，这与您的生活有怎样的联系？早期作品中《坏男孩》（Bad Boy）给人印象深刻，这是源自你早期的童年记忆么？
E.F：我早期的作品都是想象，《坏男孩》不是一张照片或者我童年某个特殊的记忆与场景，我只是把很多童年时的不同事情结合了起来，好像写小说一样来表达我的感受。其实在那之前我有张创作叫《Sleep walker》, 我就是那张作品开始更加并创造令人的画面的。我画《坏男孩》在的小男孩感觉很自然，它在挑战社会禁忌，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《坏男孩》是关于青春期的困惑的。这之后的作品也都是在寻找、挑战各种不同的社会禁忌。
ART BANK：60年代末期就曾有评论家宣布“绘画已死”，您为什么一直相对比较传统的绘画与雕塑作为创作方式？是否曾尝试过用其他媒介进行创作？
E.F：如果你是一个画家，不是因为你选择去当画家，而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画家，因为绘画就是你能真正理解与世界的方式。我也尝试过其它创作方式，但是它们都不能带来绘画带给我的强烈满足感与完整感。我非常热爱绘画，我不能相信“绘画已死”这种说法。我想用我的绘画告诉大家，绘画仍然活着。画画时我充满了活力，有一种强烈地活着的感觉。并且我也要让其他人也感受到绘画的这种生命力。我希望我的绘画能真正让人有所感受与体会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画这些最富戏剧性的事物，它触及论心理、情感状态、性欲、、性别认同、需求等这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不可逃避的。
E.F：我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，我的作品总是希望能抓住此时此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作品可能是关于一个老艺术家如何活在当下，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时我的生活是怎样的，和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35年的生活是怎样的，这是我作品所关注的。我想象也许10年之后我的艺术很可能是在讲一个老头的生活是怎样的。
E.F：艺术是一种鲜活、积极的爱；艺术是分享，是亲密。艺术可以把人从一种经验中带往另一种经验，让你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，带给你更多的不同的体验。艺术把我们带离日常生活，将我们带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关系中去。
ART BANK：2011年5月开始，您发起、策划的大型跨艺术巡展《美国：此时此地》（America: Now and Here）启动，汇聚了150多位美国杰出的视觉艺术家、音乐家、诗人、剧作家以及电影人，计划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各个地区，在全美范围引发了轰动。这个项目的源起和初衷是什么？您希望通过这个艺术项目对美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E.F：美国在911之后一直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, 美国文化正沿着意识形态的基础。我策划这个艺术大篷车的项目，是希望大家停止和争吵，每个人都在把对方撕裂，那非常丑陋并且毫无建设性。所以我想通过艺术让大家来分享经历、走到一起而不是彼此孤立。
我觉得应该让美国的艺术家来创作关于美国的作品。这个项目中大部分是美国人，但也有一些住在美国来自巴西、中东、埃及的艺术家。他们中有视觉艺术家、音乐家、诗人、剧作家以及电影人等。项目中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美国的。这个项目更像以前的马戏团或巡回音乐演出，我认为它打破了障碍。我的想法是带着这些作品环游整个美国，让所有人不是来讨论艺术，而是通过艺术来讨论美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能够共同分享彼此的价值观、、幻想与失落。
埃里克·费舍尔（Eric Fischl）是20世纪末、21世纪初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表现主义画家之一，在当代美术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简·罗伯森（Jean Robertson）博士在2010年出版的《当代艺术的主题》一书中评论道：“包括朱利安·施纳贝尔（Julian Schnabel）、大卫·萨利（David Salle）和埃里克·费舍尔（Eric Fischl）在内的美国青年艺术家绘制了大胆的、姿态性的作品，他们受人敬仰，赫赫有名，并被用来和一些像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安塞姆·基弗（Anselm Kiefer）这样涌现于上世纪70年代，颇具戏剧性的画家相提并论。”
埃里克·费舍尔1948年出生于纽约郊区，1972年毕业于艺术学院（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the Arts），曾在Nova Scotia艺术与设计学院担任绘画系教授。代表作有早期描绘美国郊区日常生活的《梦游者》、《坏男孩》；上世纪80年代受到法国海滩创作的《海滩》系列；90年代受到印度之旅创作的《浪漫之旅》系列等。曾多次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等众多国际重要展览，作品被大都会美术馆、古根海姆美术馆（纽约）、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、Basel Kunsthalle美术馆（巴塞尔）、当代美术馆、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多家国际重要美术馆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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