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6月6日，是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，多国首脑齐聚法国举行纪念活动。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战役，诺曼底登陆意味着世界反战争迎来了曙光。世易时移，70年过去了，人们重聚当年的战场，是为了记住战争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。
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中国，成都，一位八旬老人，用自己的笔，留存了她对于那场战争的个人记忆。她以亲历者的讲述，为我们还原了当年那场战争之于普通人所造成的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战争的。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纪念，与大西洋岸边那场盛大的仪式有着同样的价值，它告诉我们八个字：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
1932年8月19日，这是赵瑜老人身份证上的生日。准确的日期，她已经不记得了。但关于她这一生，很多的细节，很多的人，她却记得清清楚楚。她出生于贵阳，在谭家山度过了用她自己的话说“动荡的七年，困难的七年，终生难忘的七年”后，她回到贵阳，先后就读于贵阳中学、贵州省立高中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进入合并的国家级重点中学贵阳一中进行学习。1951年，她考上重庆大学化工系，是当年重大本科在贵州录取的唯一一名女生。一年后，因为院系调整，赵瑜转入泸州的四川化工学院学习。毕业后，分配到由成都工学院制革专业及林科所合办的植物鞣料研究室工作。
“我读中学时，老师给我的评语是‘品学兼优，温和可爱’，结果我后来一点也不温和可爱。”80多岁的赵瑜在回忆过去时这样笑言。的确，从她的言谈讲述中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，即使到老也没有改变。正是她的这种性格，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了巨大的，但也是因为这种性格，让她能够熬过那段的岁月，顽强地生活。因为被划为，她一度被。在此后的十多年里，她进过砖瓦厂、木工厂，也曾骑着自行车四处赶场卖菜卖香肠为生，还干过零工，打过手套。1967年，她从成都来到丈夫工作的泸州，靠自学裁缝、帮人做衣服为生，后进入泸州北城街道服装厂。落实政策后，她进入泸州制革厂，直至58岁退休。在退休前，她凭个人努力获得国家高级工程师的职称。
我是最后的历史人，年逾八旬，比我年长的多数已离开，比我年轻的记忆模糊。我就自身经历、亲眼目睹和家庭的悲遇，记录下事实，是对侵略者的，也让子孙后代们记住，勿忘国耻。
父亲靠做生意维持生计，一开始经营了一间小纸铺，后来搬到(贵阳)市中心最热闹的大十字开了一家双开间门面的大纸铺，取名“永太”。我记得当时店里有一架很大的石印机，生意做得很红火。店里由大舅管账，父亲收了两个徒弟，还请了两个先生，一个姓袁，一个姓洪。我们全家就住在店子后面，房子是木结构的，有三层，最还有间晒台。家中购置了上等的退光漆的新式家具，还有留声机，经常播放梅兰芳的唱片。因为人多，店里有个大厨房，专门请的有厨师和保姆。
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妹妹，我当然是大小姐了。父母都很疼爱。父亲专门托人从上海带回来一架儿童小汽车，可用脚踏开起走，在当时的贵阳是独一无二的，如果放到店门口的街上耍，看热闹的都要围得水泄不通。后来为了方便，我就搬到了外婆家。外婆家在城南边上的市场，过去叫状元巷，我常年住在外婆家，那里有个院坝，可以玩小汽车。每周我和外婆一起回大十字时，父亲就特别高兴，马上到厨房去安排，为大小姐做合心菜。这一段时间，是我一生最幸福没有愁字的日子，可是十分短促，很快在战火中消失。
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，这是一个日。日本十八架飞机轰炸贵阳，全部主要建筑瞬间化为灰烬，是国耻，是灾难。国家如此落后，没有防空设施，任随侵略者的飞机狂轰滥炸，巨大的、惨无的灾难来到贵阳。飞机不单投，同时投下燃烧弹，连一点抢救的机会都没有，贵阳已是一片火海，死伤不计其数。贵阳二四惨炸、重庆五三惨炸，是日本侵略者在相距很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人民的的，在我们这一辈及老一辈人的心中，刻骨铭心的，永远不会消除。
当时父亲在外面办事，我在外婆家，得以幸免于难。母亲带着两个妹妹、大舅在店子里。房子被炸后，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床上，被倒下来纵横交错的木架压着。万分危急之际，母亲听到袁先生的声音，赶忙大声呼救。袁先生赶来，吃力地将木架一根根地搬开，将母亲和二妹救出。这时大火眼看就要烧过来了，袁先生说：“快走了，不然大家都活不出来。”但三妹还被木架压着，太多了，搬不开。三妹在哭，母亲听到三妹的哭声，心如刀割。袁先生拉着母亲，抱着二妹，刚出门到街上，大火就封了门。母亲离开时，喊着大舅的名字，“子坚，你在哪里？”没有回音，噼里啪啦的火声已淹没一切。三妹刚上一周岁，就被无情的大火吞食了。
这时我在市场，在院中跑来跑去，天上这么多的飞机，我又是惊吓又是焦虑，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。等到飞机终于飞走了，上行人多了起来，但映入我眼中的，却是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，人们抬着、背着、扶着，血，到处都是鲜红的血！
父亲平安到来，不久母亲也带着二妹回来了。但母亲刚刚到家就倒下了，血，也是血！下半身全是鲜红的血！原来母亲腿上中了弹片，强撑着才走到家。三妹呢？我吵着找三妹。母亲在哭，外婆也在哭，全家沉浸在痛苦之中。但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。大舅呢？不见回来。
我和外婆守候在街口，望眼欲穿地希望能见到一个戴眼镜的人走过来，大舅就会出现在眼前。我和外婆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天已渐渐地黑下来，可大舅一直没有出现，他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后来在灰烬中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，旁边有个眼镜架，这就是大舅了。另又发现一具尸体，是店中的洪先生。这样一间中等商店就死了三人，伤了一人。日本侵略者就这样将我们一家，中国千千万万的人家，推向无底的深渊。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？从此，“愁”字就伴我长大。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回了。
为了日本飞机的轰炸，我家搬到一个姓谭的远房亲戚家避难。谭家在离城约十公里左右的岩脚寨，乡间有些田地和几间草房，因为那个亲戚本人学过园艺，在房前房后种了成片成行的果树林，风景美丽的谭家山因此出名。由城内搬来躲飞机沾亲带故的人们，共同住在一个大院中，卫生条件很差，大人小孩都长满了疱疹，小孩长得最多，又肿又痛。当时有人做了一首打油诗，是真实写照，内容我记得很清楚：
当时疾病也特别多，疟疾、腹泻、寄生虫病是最严重的，都没有什么好方治。就我母亲受伤的情况来看，腿部有一块约一点五平方厘米的弹片，并有竹签等异物几十根，但未伤到骨头，只需到外科做一次简单手术，将弹片和异物取出，再进行消毒抗感染治疗，短期内即可康复。但当时条件极差，只有一些土方法，所以一拖就是一年多，人完全卧床不起，腿肿很大，每天流很多脓血，直到弹片自己从外侧进入内侧，再随脓血流出来，母亲才算是活了过来。
这时的家中没有喜悦，只有一片愁云着。父亲为了全家的生活忙着找朋友帮忙，准备再做生意；母亲生活不能自理，整日睡在床上呻吟；二妹一天都在哭，我也只有默默呆坐着；外婆要照顾病人，要为一家人做饭洗衣，失子之痛让她人一下子老了许多，从此我未再见到外婆慈祥的微笑。日本飞机仍经常来轰炸，空报不时就要拉响，令惊肉跳的声音，震撼着所有的大人小孩。我全家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，挂念着在城中为生活奔忙的父亲，每次都要父亲跑回，或解除了空报，大家才又放下心来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在紧靠着岩脚寨的舒家寨，修了许多简易平房，说是疏散区。不久由城中搬来了许多人居住，一起来的也有单位，有个电报局，就设在岩脚寨，接着又修了所小学，就是我的母校舒家寨小学。这样一来，住在谭家山的一群避难童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，我也上学了。
当时所用课本纸张极差，称为“草粉纸”，一不小心就要弄坏。晚上复习照明是用菜油灯，为了节约，只点一根灯草。但在这个时候能读到书已是万幸了。不过虽然上学了，每日仍在惶惶不安中度过。干扰人们的，还是空袭。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已被日军占领，西南三省未被占，就是它轰炸的目标。贵阳城边上有个东山，地势较高，专门立了一根旗杆挂灯笼，挂上一个灯笼时叫空袭预报，提醒大家注意；如挂上两个灯笼，表示敌机已向贵阳方向飞来。空报拉响，人们四散奔逃。我们上学都随时背包，一旦警报拉响，马上离校跑回家中。我家在靠近山脚下，附近有个较大的山洞，警报响了就得和母亲、家人匆忙跑进山洞里面去躲。不过敌机来去没有规律，令人防不胜防，有次来得快，我还没跑到家，敌机已到头顶上了。我们几个学生躲在石岩下面，清清楚楚地看到敌机投弹。这次听说炸了电厂，在水口寺，离我们不远。还有次敌机轰炸团坡，离榨油厂很近，我跑去看了，是一片平民区，房屋全部烧焦，人们正在清理废墟，烧焦的尸体都堆在地上，我很难过，也很害怕，不敢再看下去，匆匆离开。
慢慢地，家中情况好转一些。母亲身体全部恢复，在一九四一年生了一个小弟弟。父亲在城内靠朋友集资开了一间中等规模的百货绸缎铺，取名“永大”，又新收了四个徒弟，日子还过得去。
但没想到刚刚比较平稳地过了两年，更大的灾难又来临。日军向西南进军了，很快占领了都匀，直逼贵阳。人们纷纷逃亡，贵阳乱成一团，机关全部撤走。我们同院住的人也已逃走了。因为岩脚寨紧靠图云关，是敌人入侵必经之，我们所住之处即将成为战场。
大家都走后，院中居民就剩我家和陈永华家无处可逃。院中空房全驻进了军队，一部分是装甲兵，一部分是卫生部队。山上、平地挖了许多战壕，看来要打一仗。这时父亲在城内生意，货物大减价拍卖，店中伙计发钱发货各自逃生，商店关门了。母亲说，打起仗来，就到后面山洞里去躲，只有坐等命运的安排了。
这时学校关门，无事可做，我就和永华为首，带领两家小孩每天都到榨油厂看从图云关走下来逃难的人。人流从早到晚不断，扛包包，背小孩，老老少少，默默地走着。他们去向何处？
疏散区的居民也都逃光了，电报局也走了，却留下一盘盘的电，我们搬了许多回家做象棋，电线也散落满地，我们又去盘电线，说用来晒衣服、挂腊肉最好，耗子爬不上去。我们还跑到跑走的居民家中翻纸，那时学习用纸是很稀奇的，人们慌忙地逃难，纸是带不走的，所以我们找着就往家中搬。有一次我们走进一间屋中，见有人睡在床上，走近一看，是个老太婆，她死了，吓得我们赶紧跑。
那年天也特别冷，装甲兵们就砍树来烧火。这几年来，我们经常在树下游玩。亲戚每年将树上果实包卖给商贩，但遇到刮风下雨，熟透的果子就会从树上掉下来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那就是我们几个小孩的点心。有两株特别高的梨树，梨子最好吃，每到梨子成熟而商贩来不及摘果子时，就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。那时山楂雀也来了。美丽的山楂雀也会选这两株树的梨子吃，有时吃了一个小洞，有时吃了一小半，梨子就掉下来了。几个小孩就在树下翘首而望，等着梨子掉下来。现在看见树子一根根地被砍倒，风景美丽的谭家山，只留下几间草房和光秃秃的岩石，一片凄凉景象，看来就要了。
可是情况突然改变了。有一天，驻在院中的卫生队的队长，骑着大白马从城中回来了，刚到院中就高喊着，“老乡们，有好消息，有好消息。”大人、小孩和士兵们一下就围拢来。队长说：“美国已对日本投了两颗，小日本快完蛋了。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人们呆呆地听着，似懂非懂的，有人提问了，“这种比燃烧弹还厉害吗？只两颗，日本地方再小，也炸不完啊！”队长说：这种威力特别强大，一颗就可消灭一个城市！人们发出惊叹声。队长几乎是喊口号般地说：“小日本绝对来不了贵阳了！”人们相信了，纷纷在议论。小孩们明白过来了，开始在院中狂跳，手舞足蹈。士兵们，大人们笑了，终于见到好久也见不到的人们的笑脸。
二战中，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到此为止，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到此结束。贵阳幸未被占领，但“黔南事变”带来的损失和人民所受的灾难，仍是十分严重。
逃亡的人群中饿死、病死不计其数。贵阳也有许多逃难出去的，被，或钱物被抢光而气死者，时时都有传闻。我们家在此事变中，再次破产，致使我的父亲，不起再次打击而病倒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
这几年里，父亲一直在城里打理生意，每次回来总是匆匆忙忙的，下午回来，第二天清早就走了。我们多想他住久一点，可没有办法。这次父亲久久不回，大家都很想念，母亲叫我进城去看看。我一大清早就出发了，平时我极少进城，因为交通不便，全靠走。进城后，找到铺子，关了门，又找到父亲一个好朋友李大叔家，才看到父亲。我十分高兴，但父亲似乎不大愉快，强打和我说笑。他病了，脚很肿，走十分困难。他说等事情料理好后就回家休息。我想这次父亲可以在多住一段时间，以后不再受空袭和日本鬼子的干扰，也可以安心地做生意了。
不久父亲回了，一家人团聚分外高兴，但父亲的病未见好转，反而日益加重。我和母亲的心都焦烂了。后来我又进城去找李大叔，他带了一个西医到来给父亲看病。医生说，是心脏病，拖久了无治。父亲算是一条硬汉子，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，接连遇到性的打击，为了一家人要活命，这担子实在是太沉重，终于将他压倒了。
两个月以后的一天，父亲看着三个未成年的子女，无限依恋地离开了这个多难的世界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临病危时，泪水在他眼角流下。父亲去世时，时年五十三岁，母亲三十六岁，我十二岁，二妹八岁，小弟二岁。父亲过早去世，主要是侵略者造成的。他虽然没有死在下，但也是动荡不安的战争，置父亲于死地。先是二四惨炸，苦心经营的家业；前数月的黔南事变，商品贱价，商店关门，难再开业，焦虑着急的强大压力，使得疾病乘虚而入。最的是，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结束了，还来不及高兴几日，父亲却匆匆地离开。
父亲死后，家中凄凉之情，难以言说。孤儿寡母，欲哭无泪，欲说已无言。父亲丧事承李大叔帮忙，草草安葬。母亲本来脾气就不好，此后脾气变得很怪，脸上再也见不到一丝笑容。我们三姊妹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，害怕惹母亲生气。小弟想哭时，我就哄着他，他只有忍住不哭出声，低声地抽泣。二四惨炸后，二妹整天都在哭，现在连哭都不敢。我的心也在流血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多年盼望能过上和平、幸福、安宁的日子，可连想都还没开始想，父亲就匆匆地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也好想痛哭一场，但同样地不敢哭，这种滋味比哭更难受。就这样，时间在难熬中一天天混过去，在这种时候更不敢想读书的事———疏散区的人们都搬走了，舒家寨小学一直没有再复课。
突然有一天，家中来了一个人，她就是舒家寨小学的伍校长。她专程走十多二十里来找我，这个在她脑中留下好印象的学生。她说，自己现已调回城内在甲秀小学当校长。她劝慰母亲让我到甲秀小学继续上学，她说，“马上是六年级，接着就要考中学，赵瑜是个好学生，不读书太可惜了。今后日子还是要过下去。”当时已经过了开学的日子，伍校长为了一个学生不中断学业，专程来找，这是多么的品德，令我终生难忘。这个瞬间成为了我命运的一大转折。听了伍校长的话，母亲立刻送我到甲秀小学毕业班读书，我们全家也搬到外婆家居住。
从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五年秋，在谭家山住了近七年，这是动荡的七年，困难的七年，终生难忘的七年。在甲秀小学读书期间，我曾写了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家》，老师在课堂上了，那是记录我的童年，是对侵略者的。 文/赵瑜 制图/帅灵茜 摄影/王天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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